北宋官窑传世古物寻觅

2019-6-5 编辑:admin 阅读次数:
  导读:   (“宋元官窑假设与求证”求证之四)   ————舒晓明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宋官窑器物主要收藏在两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   尽管杭州乌龟山窑址和老虎洞窑址发现出土了一些遗物,但清宫旧藏的传世官窑瓷器依然是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最重...

  (“宋元官窑假设与求证”求证之四)

  ————舒晓明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宋官窑器物主要收藏在两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

  尽管杭州乌龟山窑址和老虎洞窑址发现出土了一些遗物,但清宫旧藏的传世官窑瓷器依然是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最重要的资料宝库。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出版的,“宋官窑特展”一书记载,该馆宋官窑器物藏品为143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数量说法不一,耿宝昌先生讲:“2010年,故宫博物院对院藏原定为宋官窑58件藏品进行了测试”。

  王莉英先生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院藏品鉴定、划级工作中,经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等先生鉴定出官窑瓷器约45件”。

  叶佩兰先生认为“其中官窑44件”。

  吕成龙先生说“对故宫博物院藏40件原定为宋代官窑烧造的瓷器,六件原定为明代景德镇烧造的仿宋代官窑瓷器,12件原定为清代景德镇烧造的仿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无损检验分析研究”。

  笔者经过综合分析考虑后,认为68件比较妥当。

  两院相加,143件加上68件等于211件。

  大英博物馆有宋官窑瓷器12件,暂不纳入讨论范畴。

  这211件瓷器的下限是清楚的,清代朝廷随于1911年退位但溥仪仍居宫中。末代皇帝是于1924年被逐出故宫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对宫中文物进行了两次点收、造册。1925年,是这批官窑瓷器的下限。那么其上限又在哪里呢?这批瓷器是何时,何种方式进入故宫的呢?

  两家故宫博物院的出版物与一些学者的论述赋予这些瓷器是由宋元明清宫廷直接传承的属性。此种论述认为:”清宫文物的收藏是在历代尤其是宋元明三朝帝王搜集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时,继承了南京宫中的珍宝和北京的金中都、元大都的宫中遗物,而且经过26代帝王在540年间搜求,至清末宫内仍保存了大批难能可贵的传世品”。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王光尧先生著文《清代官廷对宋官窑瓷器的收集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先生指出:

  一、明代宫廷直接传承到清朝廷的宋官窑瓷器数量无法确知。

  二、康熙一朝的内廷收藏宋官窑瓷器数量无从统计,臣属进贡共四件。“康熙五十六年万寿庆典时内阁大学士温达等人进贡有官窑笔洗和官窑双耳炉,原任经筵讲官户部尚书王鸿绪进贡有官窑黄寿芝一盆和官窑水丞”。

  三、雍正时期宫廷收藏使用的宋官窑瓷器,共21件。“包括碟一、花尊一、长方花尊一、渣斗一、笔洗二、罐一、碗一、炉一、缸四、双管小瓶一、双管瓶二、梅瓶一、花瓶一、花盆一、八角小碟一、如意花尊一”。

  雍正三年十月七日赏赐给西洋国教王的“官窑双管小瓶”、雍正十年三月初六日赏琉球国之国舅“官窑双管瓶”两件。其余的19件均应保存在清宫内,即成为乾隆时期宫廷收藏。同时档案显示,整个雍正时期只有雍正五年十月十六日兵部尚书查弼纳进贡过一件“官窑笔海”,且未被皇帝接收。

  四、“在乾隆时期档案中,见于记载且无法确定属于从宫廷之外进入清宫廷的官窑瓷器共有173件,而在同一时期接受的贡品中有官窑瓷器167件(其中进贡人、入藏时间明确者145件,只知进贡人而入藏时间不明者22件),两者合计为340件。从档案显示的器物名称看可能有重复统计的现象”。在不同人的贡单中往往看到同样的器物名称,如出现了八次的官窑一统尊,可能是同名不同器,但也不排除同名同物的可能。

  五、嘉庆时期见于档案的官窑瓷器共有51件,后被赏赐出去的达12件,剩39件。

  六、其后,与宋官窑瓷器相关的档案较少,咸丰时仅两处记载三件器物(茶盅二、纸槌瓶一),光绪时期档案三次重复记载同一物,宣统时宋官窑瓷器在档案中出现一次可能与光绪时期的档案所载为同一器。

  王光尧先生的以上六则统计数据都非常重要,尤以雍正时期的数据最为珍贵。此则数字非常准确,没有含糊不清,连使用带收藏的宋官窑瓷器总共21件。

  雍正一朝宋官窑数字在研究整体清宫旧藏瓷器来源上非常关键,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点。上承,可大概推出明朝宫廷留下的官窑瓷器的数字。下启,雍正朝正处在一个官窑瓷器数量激增的前夜。雍正的21件官窑瓷器是从康熙继承而来的,这其中又有四件是康熙接受的臣僚贡品,也就是,康熙本来只有17件是原旧藏,是顺治留下来的。而顺治这17件有可能是明代宫廷的藏品。或者是宋金元的遗物也不无可能。

  雍正朝拥有的21件官窑瓷器又被雍正帝赏出去两件,仅剩下19件传给乾隆。

  乾隆一朝拥有宋官窑瓷器的数量是惊人的,初步统计是200多件至340多件。其组成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进贡的167件,另一部分的提法较为奇特,“见于记载且无法确定属于从宫廷之外进入清宫廷的官窑瓷器”173件。不能证明是进贡的,但又有记载。当然也不能证明是宫中旧藏原有的。因为雍正传给乾隆的只有19件。假如雍正的19件可以确认的话,剩下的哪些应多是乾隆自己收集或臣属进贡而来的。

  王光尧先生认为:“根据档案记载虽然可以确定很多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并非一开始就与清宫有关,而是通过乾隆时期的大规模收集,才从清宫廷以外进入宫廷,成了乾隆以后的清宫旧藏器物。在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旧藏宋官窑瓷器中,至今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乾隆时期臣工从宫廷以外搜集进贡到清代宫廷之中的,这些瓷器在宋元明清宫廷内并没有连续不断的传承体系,在利用清宫旧藏瓷器为研究对象时一定要具体分析”。

  王先生指出:“康熙、雍正时期均无收集宋元明窑瓷器的意识,雍正时期以前,清宫对宋官窑瓷器并没有达到渴求的程度,处在有无均可的状态下。雍正时期基本只是对器物有无作记录而已,且不加评判。雍正皇帝既不接受 臣工进贡官窑瓷器,而且还用官窑瓷器赏赐外国人,说明雍正皇帝本人对官窑瓷器并不看重,也不致力于收集与收藏”。

  笔者对于以上观点深表敬佩与赞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确为正本清源之论。

  吕成龙先生指出: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先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清代宫廷对宋官窑瓷器的收集及影响”的演讲,认为根据对清代档案记载的统计,可清点出清宫旧藏中有将近200件被认为是宋代官窑烧造的瓷器。

  对于这批清宫旧藏宋官窑瓷器,历史上进行了四次鉴定断代、种类划分、称谓命名的变动。第一次为乾隆时期,第二次为民国时期,第三次为1996年,第四次为201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143件藏品未经历后两次变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58件藏品全程参加了四次变动。

  乾隆时期

  乾隆帝在位期间开始大规模收集古代名窑瓷器,对北宋官窑更是达到了渴求的程度。咏官窑的诗歌竟然高达67首。乾隆在宋官窑瓷器的鉴赏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乾隆十五年前为学习阶段,乾隆十五年后为自行鉴定阶段。乾隆继位后,对故宫的旧藏宋官窑瓷器进行了认真的认知与学习,并请人认看以便鉴定真伪,做出等级判断。以知道请的认看人叫杨其云。乾隆十五年后,对于臣僚的贡品乾隆再也不找认看人了,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具备了鉴定宋代官窑的能力。

  王光尧先生指出:“。。。。。。从乾隆皇帝对臣工贡品的判断情况看,从刻在瓷器上的乾隆皇帝御制诗文表现出来的对官窑瓷器和仿官窑瓷器的真伪难以掌握看,从乾隆皇帝对官汝、官哥和官钧等不分看,终其一生乾隆皇帝基本上是处在真假不分或是臆断的状态下”。

  乾隆皇帝关于官窑的误判主要表现如下:一、对同一人在不同时间进贡的同一物,开始认为是伪作,而后又认为是真品。二、把汝窑仿官窑的瓷器定为宋代官窑珍品,并作诗刻铭。三、把宋官窑瓷器说成是非官窑瓷器。

  王光尧先生指出:乾隆皇帝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而非文物鉴定家,我们既不应该以专业的鉴定水准来对其鉴定能力进行评判,同时也不能以当今的科学标准来苛求古人。

  对于北宋官窑有无的问题上,乾隆认为是有的《咏官窑葵花小盂》中写道“宣和陶器用公巧,修内督之奄竖伦”。《官窑瓶子歌》曰:“官窑名始宋南渡,后苑制效政和故”。《咏官窑小方瓶》曰:“陶成北宋至今贻”。《咏宋官窑八方瓶》曰:“邵局仿东京,官窑因得名”。《咏官窑四弦瓶》曰:“邵局窑工法政和,惟供御用号官科”。

  以上诗句鲜明的表达了乾隆的两个观点,一,北宋官窑是存在的,但称谓不叫官窑,官窑称谓自南宋始。二,南宋官窑是法北宋,仿东京,效政和。南宋官窑,仿效于北宋官窑,是其对两窑关系的明确指示。

  笔者以为,以上两条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于宋官窑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乾隆一生目前初步统计到的咏陶瓷诗歌达196首,上到高古陶器至柴窑五大名窑,又及永宣成化都有诗作。洋洋洒洒,无不涉猎。咏官窑诗达67首,占总比例34%。

  民国时期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成立后对宫中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并对宫中旧藏宋官窑瓷器进行了种类划分,称谓定名。宋官窑瓷器的种类划分,称谓定名工作由郭葆昌先生负责完成的。郭先生将宫中的旧藏宋官窑瓷器分为:北宋官窑、南宋郊坛下窑、南宋修内司窑三种称谓。台北故宫博物院143件宋官窑瓷器沿用此三种称谓至今。将其称之为“故宫博物院原典藏名称”,其中冠以“北宋官窑”称谓者达24件。

  郭葆昌先生祖籍河北定兴人,早年在北京古玩铺学徒,后任袁世凯政府“陶务总监督”,是景德镇御窑厂最后一任“督陶官”。在任期间督制烧造了著名的“洪宪御瓷”,后人视其为稀世珍宝。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被委任以“故宫博物院瓷器馆馆长”“古物审查委员”,后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瓷器专门委员”等职务。

  郭先生编印的“项子京藏瓷器图谱”已入善本之林,珍罕难得。其“瓷器概说”一书,中英双语印行,影响甚广。书中郭先生指出:“官窑建于宋大观间(西元1107年至1110年)在今河南开封县”。“南渡后,修内司官窑(修内司北宋属将作监,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南渡后将作监并入工部,其职务多由修内司代掌。故官窑亦属之。窑为邵成章提举后苑时所设,在凤凰山下今杭县地)制袭旧京”。“东(窑建于宋初,在今河南陈留县,以其在汴京之东,故名东窑)”。

  陈万里先生在1943年针对郭氏对宫中官窑的命名发表了“故宫一部分古陶瓷鉴定之商榷”一文,(此时,郭葆昌先生已于1942年逝世)陈先生说:“(指《图说》)所称之南宋官窑,当然是南渡后修内司窑。。。。。。就文献的记载,说是沿袭旧京的制作,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窑,跟汴京的官窑,有什么分别,恐怕谁都不容易有一个明白的判断,不晓得郭先生当时根据何种鉴别方法,判断这十六件为南宋官窑,而不说他是南渡以前的官窑?”同时,他又提到:“69图名哥窑盘,第70图原名官窑盘,当时已经搅不清楚了,就照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名为哥,一名为官,到了郭先生又称之南宋官窑,真是一种好笑的事”。“我从这一点,就可以推出以前的命名,确实没有绝对的根据。所以说它哥好,说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着堕入五里雾中,更是莫名其妙”。

  笔者以为,以上言论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范畴。

  一九九六年

  1996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全”中的《两宋瓷器》一书(共两册),此版为繁体字香港发行。2002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与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版。

  主编李辉炳先生在导言中写道:“为方便于读者阅读,《两宋瓷器》共分两卷,首以南北地域划分,次以官、民窑顺序排列”。此书确实有许多奇特的地方,宋代瓷器都冠以“宋”,“南北”朝代没了。北方宋官窑是汝与钧,南方宋官窑是官窑与哥窑。

  把这些不会说话的瓷器摆在哪里,或“提拔”成官窑,或贬低成“民窑”,这都好说。毕竟东西在,过两天再摆回去就是了。经李先生一番眼花缭乱的划分后,有一个事实出现了:北宋官窑没有了,被彻底消灭了。清宫旧藏的58件宋官窑瓷器全部被划到了南方窑口里。这个事实未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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