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画鉴定中的「疑难杂症」

2019-6-1 编辑:admin 阅读次数:
  导读:   来源:扔书 微信号:art-sharing   书画鉴定  任重道远   肖燕翼/文   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于2016 年2 月2 日有一篇报道,题为《艺术品鉴定:一项并不精确的科学》。内以伦勃朗绘画鉴定为例,“1913 年,世人普遍认为伦勃朗一生共创作了988 幅画作”...

  来源:扔书 微信号:art-sharing

  书画鉴定  任重道远

  肖燕翼/文

  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于2016 年2 月2 日有一篇报道,题为《艺术品鉴定:一项并不精确的科学》。内以伦勃朗绘画鉴定为例,“1913 年,世人普遍认为伦勃朗一生共创作了988 幅画作”,十年后被删减至613 幅;2010 年10月,“此时被认为是伦勃朗真迹作品数量是240 幅”;2014 年经过对伦勃朗画作完整地审核,现存伦勃朗之作真迹数量为340 幅。这一案例导致了“这是一项并不十分精确的科学”的结论。

  (荷兰)伦勃朗《夜巡》,1642年

  然而人们总希望有精确的鉴定作为艺术品流通、欣赏、收藏、研究的前提或依据。虽然伦勃朗绘画真迹从988 幅删减至240幅,又返增至340 幅,但仍是删去了600 余幅的伪作,向期望中的精准度迈进了不止一大步。中国书画鉴定,特别是古书画的鉴定,与伦勃朗绘画研究案例十分相似,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比起汰去600 余幅伦勃朗画中伪作,其真伪混淆的情况绝不会显得更轻松些。本文仅就个人近些年的研究谈些感受。

  一、任重道远

  书画鉴定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大多属于个人行为,有组织、有目的的鉴定在历史上也不只发生过一次。例如清乾隆朝借《石渠宝笈》诸书的编纂,对内府所藏书画进行编目、鉴定。但参加的大臣们肯定会仰承圣训,而且诸臣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画鉴定家,大多做案头工作,以致录入了相当数量的伪作。

  《石渠宝笈》,民国本

  至当代,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曾在1983 年至1990 年的八年间,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杨仁恺、谢辰生等人组成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行程数万里,遍及25 个省、区市,121 个市县,208 个书画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的收藏,共目书画作品61596 件”,并以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十四卷为主要成果。此书收录了20117 件作品,制作了35700 幅图版,是一部集我国内地现存古代书画作品之大成的图典。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

  此书还记录了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家们的鉴定意见,这些宝贵的文字记录,是后人研究的参考依据。这些老一辈的鉴定家,另各有书画鉴定的著述,对他们的鉴定意见有着进一步的阐述,包括他们的治学理念、方法以及各自的得失。这是老一辈鉴定家留下的丰厚遗产,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数量“待研究”的或鉴定意见不一的作品,即需要后人再研究的课题,这是遗存问题之一;还有被鉴为真迹的作品,经再研究也并非真迹。

  沈尹默、吴湖帆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卷》的鉴定意见

  至此,需要声明的是,老一辈鉴定家代表着当代书画鉴定的最高水准,我们是心折的、尊重的,但我们读一下启功先生的《书画鉴定三议》一文,其中提到“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鉴定中有世故人情”。 如果知道这些“道理”,就会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他们的鉴定意见,并让我们敢于进行下面的讨论了。

  依本人近年来的研究实践,体会到对于古代书画的鉴定,依旧任重道远,至少在两个方面依然需要重新审视。其一是迄今被认为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家名作,却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书画珍品;其二是一些书画家的作品,已被揭示出为其子弟、门生代笔,或有干脆仿伪其书画的现象。他们的仿、代作品依然充斥于各公私收藏单位,或流行于市场中,其数量不亚于这些书画家的真迹作品。

  肖燕翼先生正在鉴定一幅古画

  此外,还有一些书画家的仿、代者,迄今尚未被揭示,或者其作品偶有揭示,远未被研究、收藏者所知晓其为仿伪之作,甚至被当作被仿书画家的典型作品。这里所说的仿、代者的仿作,是专门精研一家并用“自由创作”的方式予以仿书、仿画而出,颇能混淆人们的辨识。此类揭示的鉴定研究,老一辈鉴定家均有专题讨论,体现着当代鉴定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水准。同时昭示后来者,类似的专题研究远未完结。

  二、鉴定实践中的案例

  上述是源于鉴定实践中的一些感受,下面简述近年来在鉴定研究中的一些案例。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今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乔仲常,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工杂画,尤工人物故事画,师李公麟。《后赤壁赋图》为其传世孤本。丁羲元先生于1991 年在《朵云》杂志发表文章质疑该作,以画法、尺寸、藏印等方面辨识其为伪作。

  (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该作为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并被列为“上等”之作。依《石渠宝笈》一书《凡例》规定,凡“上等”书画应钤加乾隆帝的六玺,而此卷只有嘉庆、宣统二帝印玺。是否一时疏忽漏钤了呢?但迄今尚未发现除此作之外的特别之例。结合丁羲元先生的质疑,以及卷后被傅申先生辨为伪书的赵德麟书跋判断,该作并非乔仲常的原作,很可能是以摹伪本偷换了乾隆内府所藏原件。

  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后赵德麟书跋(伪)

  至于换包时间,当在宣统帝出宫前的一段时间内,那一时间的换包伪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多作,有些甚至被当作了易培基盗宝的证物。倘如此,那些由此作引发的画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根基。

  元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卷,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官至国子监祭酒,工书法,与赵孟、鲜于枢齐名。其章草书《急就章》卷为清宫旧藏,一向被认为是其章草书的唯一传世之作,并在元代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该卷书款:“大德三年三月十日为理仲雍书于大都庆寿寺僧房。

  元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然据《元史》:“大德二年调崇德州教授,五年擢应奉翰林文字。”按“崇德”地处浙江杭州,“教授”为从八品的学官。邓文原能于授官之后再去大都,应为大德五年任翰林文字一职时,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在大德三年到北京的庆寿寺写下此卷《急就章》。此外,书在本幅同纸上的元石岩、杨维祯、张雨三跋,经鉴验书法、印章等,也非真迹,即主要辅证反辅证其伪了。

  石岩、杨维祯、张雨题跋(从右到左)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子,无锡人,元四家之一,明清以来画名极著。容庚先生曾著《倪瓒画真伪存佚考》,从文献考据的角度,对著录及存世的倪瓒画作,多有对倪氏伪作的揭示。

  受其启发,本人曾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倪瓒《古木竹石图》也作过类似的鉴考。该图上有元明人七家诗题,又分别见于明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十八中《竹木秀石图》后的十一人题记、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六中《竹树秀石图》后十人题记、清吴升《大观录》卷十七中《古木石岩图》后六人题记。其中王璲一诗题,又重见于《大观录》所记倪瓒《古木幽篁图》的题记中。

  倪瓒《古木竹石图》,故宫博物院藏

  这其中必有问题,经考辨可证该图及元明人诗题均非真迹。该图所画竹石等景物的画法特征,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倪瓒《古木幽篁图》颇有相像之处,不能不怀疑两图同为一人或同一伙人所伪。

  倪瓒《古木竹石图》上的元明人七家诗题

  又,上海博物馆藏倪瓒《汀树遥岑图》,图上钤有乾隆内府藏印十方,但未著录于《石渠宝笈》诸书,以《石渠宝笈》诸书的《凡例》规定,其钤加“淳化轩”一印,应与“淳化轩图书珍宝”一印连用,且该印经比鉴亦为仿刻。此外,该图所钤明项元汴、清吴廷诸藏印,均可鉴为伪印。对该图再审视时,其所画景物形态以及笔墨欠缺之处,也就一一显露出来了。题跋、藏印本是鉴定中的辅证,但如果仅鉴阅其书画本身,大概就难以得到共识,或者说对倪瓒绘画的认识还有一定的“模糊度”。

  (元)倪瓒《汀树遥岑图》淳化轩印(伪),上海博物馆藏

  (元)钱选《浮玉山居图》“淳化轩”与“淳化轩图书珍宝”连用

  上海博物馆藏

  赵孟頫(1254—1322),元代著名书法家,存世书画较丰富,但在普遍认为其书法真迹并且为其代表作的作品中,仍有伪书混迹其间。如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为其甥张景亮所作草书《千字文》卷,据该卷款识,是赵氏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二月为其甥所书,又于次年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于杭州崇德补书题款。

  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据《元史》及有关文献所记,赵氏与其姐夫张伯淳等人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一同被程矩夫荐举赴大都,张伯淳于十二月被授予杭州路儒学教授,赵氏于次年(1287)六月被授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相关文献证明,赵孟頫自应荐赴大都后始终没有离开大都,何以能为其甥书《千字文》,并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于张景亮家乡杭州崇德一地再书题识,故此草书《千字文》卷当非真迹。

  又,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该卷款署:“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松雪斋”为赵氏在吴兴家中的一处斋室,其在大都寓所中斋室名为“咸宜坊”。据相关文献记载,延祐三年(1316)时,赵氏在大都。如元王士点等修的《秘书监志》卷第六《秘书库》记,延祐三年(1316)三月二十一日有圣旨令其书写内府藏书画的签贴。这一官书文献所记,仅在《道德经》所书时间的前三天,因此,此卷《道德经》在松雪斋中所书,是根本不可能的。

  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为其甥所书草书《千字文》被认为是赵氏早期草书代表作,《道德经》则是其小楷书代表作,似乎是其书法的标准之作,自然也应该引起对赵书真实面貌的再认识了。

  在上述赵孟頫、邓文原等书法的鉴考中,除款识中暴露出的考据硬伤外,还有一些鉴考中的信息让人觉得它们并非孤例,可由此及彼地牵涉另外的宋元书画作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梁楷《右军书扇图》,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中鉴为伪作,其证据之一是卷后包括石岩在内的元人题跋为一人仿书。

  (宋)梁楷《右军书扇图》,故宫博物院藏

  (宋)梁楷《右军书扇图》石岩跋,故宫博物院藏

  该卷中石岩隶书跋,正与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后的石岩隶书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燕肃《春山图》后的石岩隶书跋,书法的形态、特点一致,也必是同一人所仿书。

  石岩隶书跋对比(从左到右为:梁楷《右军书扇图》、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燕肃《春山图》)

  又宋燕肃《春山图》后三十四家元明人题跋中,有署名“古相郑权”一诗题,抄袭的是元成廷?Igrave;狻队裱疑先讼揭叭ね肌的诗句,可证这些仿书名人书题作伪手段的一致性。

  宋燕肃《春山图》卷尾“古相郑权跋”

  再如,徐邦达先生在同书中指出,邓文原《急就章》所书章草,与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赵孟頫《急就篇》所书章草“有些接近”。邓、赵两人章草书后均有明道衍(姚广孝)的长跋,在赵书后道衍题跋中,称其见过邓书《急就章》云云,因此两书之间,不仅书法“有些接近”,又同为道衍所见、所跋。

  赵孟頫《急就篇》与邓文原《急就章》书风对比(局部)

  赵孟頫《急就篇》卷后道衍(姚广孝)跋

  在赵书后还有明解缙书于永乐元年(1403)六月二十五日一跋,署“翰林学士庐陵解缙书”。然据《明史·解缙传》,他在永乐元年时任侍读学士,次年才升任翰林学士,则此跋必伪。在解缙书跋的前六天,即永乐元年(1403)六月十九日道衍的书跋怎么可能为真迹呢?因此,道衍的两跋,将邓、赵两人所书《急就章》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就把伪石岩隶书跋、伪道衍跋与上述书画作品联系在一起了。

  赵孟頫《急就篇》卷后解缙(左)、王达(中)、张显(右)跋

  再如,上述辽宁省博物馆藏赵书《急就篇》后有清沈荃一跋,跋称曾在董其昌家中见过赵孟頫《六&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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