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先行北京迎来“大发现”时期

2019-11-5 编辑:admin 阅读次数:
  导读:   他们从地下挖掘出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京。   孙勐最初到通州潞城镇古城村时,带着一个任务——找路城。   这座足以令考古人员兴奋的“了不起”的城,就位于规划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在北京东部,它繁衍生息近两千年,到了清代仍存,随后消失在大地上...

  他们从地下挖掘出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京。

  孙勐最初到通州潞城镇古城村时,带着一个任务——找路城。

  这座足以令考古人员兴奋的“了不起”的城,就位于规划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在北京东部,它繁衍生息近两千年,到了清代仍存,随后消失在大地上。

  “找齐”四面城墙,让路县故城的完整轮廓浮现出来,还原这座县城里的汉朝。孙勐的任务迫在眉睫。

  同一时期,北京南部,张智勇带领的团队,在大兴国际机场的工地上揭开了一片墓葬群。数百座墓葬和文物正静候被发掘。

  近年,“考古先行”和北京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推进,令重量级考古发现不断诞生。北京的考古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发现”时期。

  他们从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京。

  2017年4月24日,路县古城考古发掘现场,这里发现了古城的护城河。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了不起的城

  路县故城由城墙基址、城壕(护城河)、城内遗存、城外遗址区组成。城外出土了铜镞、陶釜、陶豆、铜钱等遗物,以及周边的数千座墓葬。“汉代城址与其周边大量墓葬同时发掘,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

  壮观。第一眼,孙勐便感动了。

  几十万平方米的考古现场在他面前铺开。2000多名考古人员和工人,穿着印有“北京考古”四个字的工作服。勘探人员用洛阳铲搜寻地下的同时,发掘人员手执手铲将文物从泥土中清理出来。

  孙勐前往“寻找”的路县故城,名字从汉代史册绵延下来。文献资料显示,通州自西汉伊始就设置有路县县城,东汉之后改名为潞县。清朝时,古城遗址尚存,名为古城庄。

  北京当地考古有个规律,名叫“古城”的地方,十之八九有古代城址。如今的潞城镇古城村,很可能就是路县故城所在地。

  2016年2月,城市副中心建设先期考古中,一座出土的砖室墓葬,掀起了这座古城的盖子。随后,上千座青砖砌筑的墓葬陆续被发现,年代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明清,以两汉特别是东汉居多。墓室中散落着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骨器等大量遗物。

  5个月后,找齐四面城墙,成为孙勐面对的关键谜团。确定了城墙位置,才能找到完整城址,还原这座县城里的汉朝。

  第一面出土的,是长600米的北城墙。但东、西、南三面城墙还深埋在地下。

  “线索”来自城墙构造。孙勐和同事通过对北城墙的勘探发现,城墙构造以夯土为主。他们便以夯土为标准,在四面寻找其他三面城墙。随后,东城墙、南城墙依次出土,最后发现的西城墙补上了拼图的最后一块。

  2016年7月,完整的路县故城,终于浮出水面。

  这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城。路县故城由城墙基址、城壕(护城河)、城内遗存、城外遗址区组成。城内明清、辽金、汉代三个时期道路相叠压,城外发现了大量汉代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出土了铜镞、陶釜、陶豆、铜钱等遗物,以及周边的数千座墓葬。

  “汉代城址与其周边大量墓葬同时发掘,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孙勐感到兴奋。这是他头一次专做城址考古。

  每一探铲打上来的土,都要详细分析和记录——担心漏探遗址的细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定下如此要求。

  在城外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孙勐与同事又发现了100多口汉代水井,城外遗址还出土了6种农作物碳化后的种子,足以证明,这里曾是生机勃勃的繁盛之地。

  复杂的历史时期交错和数量可观的出土物,一幅阡陌纵横、熙来攘往的繁华图景,在考古队眼前展开了。如果完整保存和研究,这将是全国第一个对汉代县城的具体发掘案例。人们将能看到一座小城里的汉朝。

  2014年11月16日,大兴榆垡镇,考古人员用洛阳铲进行文物勘探。

  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大发现”时代

  全国考古界最重要的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近5年北京入围了两项——2014年的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和2016年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同一时期,北京南部,另一位考古人员张智勇带领的团队,也在大兴国际机场的工地上揭开了一片墓葬群。

  新机场考古于2015年开始,他们的时间更为紧迫,机场计划2018年完成主体工程,2019年投入使用。

  很多考古项目启动时,周围建设工程的奠基时间往往已经确定,考古一直在倒计时中进行。有时为了加快进度,同一个工地上,这边还在考古勘探,那边建设工程已经在勘探结束的地面上动工。

  孙勐感受到的很大压力,同样来自时间——城市副中心建设按照时间表推进,留给考古的时间并不多。只有确定古城范围、保存状况,才能判定其历史价值,从而决定应该迁址保护,还是原址保存。这牵涉到城市副中心建设规划是否需要调整。

  最忙的一段时间,孙勐将近2个月没在家住过。考古队就近在当地村民家租了些房子,每间4个上下铺,住8个人。

  在张中华的记忆里,自2014年,整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都忽然忙碌起来了。

  那年《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实施,明确要求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和旧城之外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考古先行”原则正式确立。

  一直以来,北京不像陕西等考古大省,新遗址和新成果并不算耀眼。自那以后,建设单位申报的考古项目猛增。张中华担任第三考古研究室主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他回忆那阵子北京所的工作量增加了近十倍,考古人员个人工作量也增加了四五倍。

  5年里张中华只休了3天年假。“5+2”“白+黑”成为常态,白天在考古现场,晚上还要回到单位查材料,做些案头研究。

  孙勐也记得,2014年之前,他每年只做一两处发掘工作,比较轻松。如今,他们每个人的工作量是其他省市的好几倍。“应该说,北京考古进入一个好时候,这些大项目带动了一批考古人的成长。”

  北京的考古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发现”时期。全国考古界最重要的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近5年北京入围了两项:2014年的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和2016年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截至201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北京城市基本建设,完成考古勘探工作1311项,考古勘探面积15677万平方米,相当于把整个三环内都勘探了一遍。“考古发掘399项,发掘面积34.1万平方米,无论项目数量还是考古面积,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白岩说。

  路县故城重见天日后,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为其“让路”。

  京唐铁路、城际铁路的规划路线,原本穿过城址的西北,为了保护城址,新路线将钻进地下,从城底穿过。原计划从正中心穿城而过的通胡路,未来也将改道绕行。

  2014年11月17日,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发现工匠居住遗址。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另一个北京”

  一些出土物甚至连考古人员也从未见过。在路县故城考古中,北京地区首次出土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筹,分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

  孙勐与他的同事们奔向全市考古工地时,历史上北京城的更多细节,在他们手中浮现。

  张智勇所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工地,发现和清理了300余座墓葬,出土400多件文物。墓葬分单人葬、双人合葬、多人合葬及迁葬墓等多种形式,为研究北京清代墓葬的形制特点、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世园会的建设范围内,发掘出了1160座西汉至清代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太康六年”“上谷”“阿秋侯君”等字样的铭文砖,以及银质龟纽“偏将军印章”,为研究此地的军事建制提供了新线索。

  房山区河北镇棚户区项目中发现了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庄亲王家族园寝群,是迄今考古发掘出的唯一一组清代亲王园寝。

  考古揭开了北京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们从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是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京。

  甚至一些出土物考古人员也从未见过。在路县故城考古中,北京地区首次出土了“算筹”。考古队员第一次见到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筹,分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

  随着考古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盲区也会暴露。孙勐挤出时间参加城市考古培训班,去外地的遗址现场学习,所里也请来全国最好的专家讲课,以及到考古现场指导。

  用张中华的话说,不仅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在这过程中,“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北京古代文化面貌的了解越来越清晰。”

  几乎所有新的考古技术和方法,在路县故城和副中心考古中都用到了。孙勐举例,以前勘探都是人工用洛阳铲去探,现在用上了探地雷达来辅助。环境考古、测年、成分检测等手段,在考古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多。

  比如在六环以外,他们经过批准用上了无人机航拍,利用高空影像的研判,大范围了解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规律、古代环境,分析古代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情况,并建立起更有立体感和层次感的三维遗址模型。

  2018年,北京在大运河通州段首次应用了水下考古,包括调查水下古代沉积、运输、沉船的情况,探索大运河水面下遗存埋藏和分布。

  圆明园遗址则用上了“大数据”。这个考古信息系统录入了圆明园历来的所有考古资料,总结成果和规律,为未来考古决策和遗址保护提供依据。这个平台还能为文物成分分析、植物考古等具体考古项目提供支撑。

  与时间同行

  圆明园考古始于1994年,2013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主要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常年考古发掘。圆明园有86处地上可见遗存,一些遭受自然环境及病害侵蚀,保护性考古势在必行。

  考虑到路县故城如此重要的发现,文物部门慎之又慎。北京市文物局向上级打了个报告,阐释了路县故城的重要意义,建议进行原址保护。

  让孙勐意外的是,上级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发现以后就立即决定保护,建设遗址公园,这种决策速度和保护决心,从全国来看是很难得的。”

  2016年起逐渐揭开面纱的路县故城,成为北京一处新晋的大遗址。

  大遗址,是融合遗址考古发掘、遗产保护、展示利用等理念和实践的综合试验田,也是考古和保护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国专门出台了《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

  目前,北京的大遗址包括周口店遗址、圆明园、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琉璃河商周遗址、汉代路县故城遗址、金代皇陵、长城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研究人员正在通过这些大遗址,实践现代化的考古和保护理念。

  如果说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项目是跟时间赛跑,大遗址的保护,则要耐心地与时间同行。

  2017年,圆明园如园的含碧楼前,一块刻有“御题”二字和两方篆书印章的断石重见天日,印章钤刻着“嘉庆御笔之宝”。嘉庆御笔在如园发现,证明了嘉庆皇帝重修如园的史实,史料中的多种记载有了实物明证。

  如园是长春园五园中最大的园中园,乾隆皇帝时期仿照江宁(今南京)瞻园而建。近年来,考古人员对如园开展两期考古发掘,使其成为圆明园遗址考古的代表项目。

  圆明园考古始于1994年,2000年-2004年进行了一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2013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主要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常年考古发掘。

  张中华带领的课题组,完成如园这座北国江南园林关键节点的考古,还未揭开整体面貌,就花了近4年时间。要知道,如园总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整个圆明园却有300多万平方米之大。

  “圆明园考古是个一二百年的大工程。”张中华说,圆明园有86处地上可见遗存,一些遭受自然环境及病害侵蚀,保护性考古势在必行。

  2015年6月13日,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养雀笼”作为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向社会开放。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开放的考古

  每年有近200万人在圆明园参与公众考古。在张中华看来,这是一种双赢,老百姓满足了好奇心,增强了文物保护意识,考古人也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在圆明园的考古工地外围,每天都有观众趴在隔离带上,围观探方里的考古队员如何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如何用刷子一层层掸去沙土,揭示出那段人尽皆知的历史中的证物。

  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的建议最初被提出时,张中华是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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